“全球博士过剩”话题近日冲上热搜。长期以来，博士是人们心中“最有学问的人”的代名词，如今却面临毕业后难以找到合适科研工作的窘境，而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后，最终可能要去和硕士甚至本科毕业生竞争就业岗位。在这种背景下，还要不要选择读博呢？
问题1 现在的学生希望读博吗？
未来是否读博还不确定
大四学生 连祥宇
刚刚拿到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我，已经开始纠结是否读博。因为身边的老师都劝我，如果能继续深造就不要着急就业。对于这种建议，我很认同，但又觉得这条路有很多不确定性。
读博不是说读就能读的，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考虑。比如，有些同学认为自己并没有进行学术研究的天分或能力，读博可能难以达到毕业标准，会让自己十分痛苦。也有些同学认为，如果博士毕业后不能进入科研领域，还需要和硕士甚至本科生竞争工作岗位，还不如提前进入职场努力打拼，或许更具性价比。而且，申博、读博也未必能一帆风顺。部分高校博士生申请竞争激烈，如果申博失败，又没有为求职做好准备，在硕士毕业后容易“无路可走”；读博期间，学生收入较低，会给家庭带来负担；部分高校博士生毕业标准高、年限长，容易面临延毕问题，导致博士毕业生年龄过大，影响求职。
展开剩余90%近年来，很多博士毕业后并没有从事高校教研工作。例如文学专业的博士，有很多在毕业后选择公务员岗位等。而随着研究生扩招，很多人读博并非真正希望搞科研，而是把读博看成了提升就业竞争的手段。
所以，对我来说，如果在硕士阶段发现自己能够适应科研任务，并且有合适的机会能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我可能会继续学习、提升自己。否则，我会放弃读博。
继续做学术研究不适合我
研二学生 赵雨萌
两年硕士学习经历，让我对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有了清晰的认知——我决定不读博。这个选择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自身能力、职业规划和现实情况的综合考量。
从个人能力和兴趣来看，学术研究并不是最适合我的道路。两年里，繁重的文献阅读、持续的学业压力以及对研究能力的高要求，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并不擅长且不够热爱科研工作。我没有足够的信心用四五年时间去攻克那些艰深的学术难题，相比之下，我更向往工作中可能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学术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而我更期待一种获得即时反馈的工作状态。
从就业现实角度考虑，读博对我来说性价比并不高。作为数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名教师。硕士学历已经足够胜任中学教师的工作，即使选择小学教师岗位也有不少机会。而读博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成本，毕业后对于教师职业发展的提升却十分有限。与其花费数年时间获得一个可能不会带来明显优势的学位，不如尽早进入职场积累实际教学经验。
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让我果断放下了读博的念头。其实人生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选择，重要的是找到那条与自身契合的路。
时代需要更多“知识创造者”
博一学生 尉芷源
在我看来，“博士过剩”这一现象应被理解为一种信号——揭示了传统博士培养模式与社会多元化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博士学位的价值在衰减。恰恰相反，在这个知识驱动的时代，真正稀缺的是能深入探究问题本质、为复杂挑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知识创造者”。
以会计学为例，其核心并非简单的会计分录，那些财务报表上的数据背后，是企业的战略抉择、宏观调控的深远影响以及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我选择读博，正是渴望超越数据搬运这一浅显的理解模式，在微观数据与宏观制度间架设理解的桥梁，成为那个努力“破译账簿密码”的人。
这一选择源于一段清晰的自我认知过程。硕士期间，在导师的引领下初涉科研，这时的我才发现需要熟练掌握数据分析工具，穿透数字表象，去解读其背后蕴含的行为动机和经济规律。正是这份源于探索本身的乐趣，让读博的念头在我心中悄然生根。于我而言，最终使我下定决心的，是内心深处对学术探究的热情，与对长远职业发展可能性的理性评估，两者交织，我决定成为首经贸会计学院的一名博士生。
真实的博士“修炼”过程，宛如一场磨砺心智的长跑。记得为了一个关键论证的严谨性，我与导师反复修改文稿多达10余次。当模糊的猜想经过层层验证和反复雕琢后逐渐清晰，当散乱的数据经过精心设计、不断实验最终揭示出隐藏的规律，那一刻豁然开朗的顿悟，足以照亮探索道路上的疲惫。
研究历史带给我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博二学生 解冬珵
对我而言，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不仅要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与档案，也曾被亲朋好友质疑。不过，能加入历史研究的队伍，我感到十分有幸。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历史研究不过是在“陈年旧事”中“寻章摘句”，但实际上，历史研究并不只是关乎过去，更关乎我们的当下与未来。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由我们过去的一切见闻与思考所构筑起来的。研究历史，可以在人类以往的所见所闻所想中探索万事万物的联系与发展逻辑，从而推动思想的革新，这便是历史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所在。所以，虽然历史学的学习与研究之路充满着艰辛与挑战，但其中的成就感与获得感也给我带来了前行的动力与勇气。
问题2 国内读博有哪些途径？
多种升学路径通向博士研究生
北京邮电大学宣传部 舒文琼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正式确立并启动招生以来，经过多年改革和实践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特色化高水平自主培养道路。进入新时代，我国已累计培养高水平博士研究生超百万人，为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经过历次改革，逐步形成了包括“申请-考核”制、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等途径在内的招考体系，为高水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打造了样板。
“申请-考核”制是当前主流的博士招生方式，以“资格审核+综合考核”替代传统统考，打破了学历背景与报考形式限制，已被多数“双一流”高校广泛采用。“申请-考核”制博士有全日制、非全日制两种学习形式，学制4年，由学生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审核通过后面试录取。学术型和专业型学位均可采用“申请-考核”制的录取方式。其中，学术型博士以推动学科理论创新为核心目标，面向高校、科研机构培养学术骨干，申请人需具备高水平学术成果和突出科研经历，提交的研究计划需具有前瞻性和学术价值，培养过程突出学术性、交叉性和研究性。专业型博士强调特定领域专业实践，更加注重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含教育学博士、临床医学博士、工程硕博、校企联合培养等专项计划招生。专业型博士的选拔侧重行业经验与实践成果，培养环节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通过校企联合攻关、临床病例研究、定向培养等模式，打破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壁垒，补齐特定领域人才短板，助力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硕博连读与直接攻博（直博），是贯通化培养的新样板。该路径通过长学制实现培养过程一体贯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两种方式均采用“自主申请+综合考查”形式，注重对学生科研潜质的跟踪化培养。硕博连读面向已入学本校的在学硕士择优选拔，要求学生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且成绩优秀，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考核通过后，可直接转入博士阶段学习，学制4年。硕博连读保障了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学生在稳定的导师团队支持下，在同一领域长期扎根研究，能够显著提升学术科研的系统性和深度。直接攻博面向优秀应届本科生，通过推荐免试直接录取为博士生，学制5年。申请者要求获得保研资格，并具有突出的学术科研潜质（如竞赛获奖、论文发表等），直博缩短了培养周期，让学生更早进入博士阶段的系统训练，适合基础学科及交叉前沿领域。
问题3 博士毕业后就业情况怎么样？
复杂多元的就业图景有待突围
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学工部副部长 邹海燕
近几年，博士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但就业市场却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态势。热门领域高薪抢人，传统赛道内卷加剧。有人化身“聘用通知收割机”，有人成为“博士后”，进入高校事业编，还有人因延毕、年龄焦虑或行业适配性不足而压力重重。博士就业市场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图景。
博士培养数量激增，学术岗位“僧多粥少”。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博士招生人数从2017年的8.39万人增加至2024年的17.11万人，7年内增加了1倍。这一扩张速度与2017年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密切相关。2023年新增大量博士学位授权点，加之教育部明确2025年大幅增招在职博士，未来几年博士扩招态势仍将持续。学术岗位竞争日益白热化，有限的编制与职位难以容纳不断涌入的博士群体。这反映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结构性的矛盾。与其简单批判“资源浪费”，不如主动拥抱多元赛道。
锻造“硬核”能力，博士仍是稀缺资源。在能切实解决产业关键问题的领域，博士人才始终是稀缺的战略力量。面对就业格局之变，读博的核心价值正被重新审视。202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明方向：面向国家与企业所需，重在培育工程技术领域的高层次应用型领军人才。华为“天才少年”计划以百万年薪吸纳顶尖博士，其研发团队中博士占比超30%，成为突破芯片与操作系统“卡脖子”技术的核心引擎。这揭示出一个关键逻辑：博士的“含金量”取决于其知识转化能力与市场需求的契合度。2025年AI领域招聘“一枝独秀”，岗位机会与薪资“乘风而起”，正是能力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的鲜活例证。
打破“唯学术”路径依赖，方能释放高知人才的创新动能。实践中，产学研深度融合正成为破局关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对接科技领军企业，围绕“网络空间安全”等专项联合培养博士；西安交通大学依托西部科技创新港，将国家与企业攻关需求融入博士生能力培养。教育部也积极推动高校将企业“卡脖子”技术转化为博士研究课题。与此同时，高校纷纷调整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引入企业专家参与授课、指导学生科研项目。地方政府求贤若渴，比如在“2025博士沈阳行”中，沈阳620家单位提供了9223个岗位，博士落户可获至少7万元购房补贴及连续三年每月2500元人才补贴，不仅缓解了博士的生活压力，更将人才精准导向产业前线。
“过剩”现象并非博士价值的贬损，就业率更不是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唯有主动汇入产业创新的洪流，打破传统就业路径的僵化依赖，博士们才能真正成为破解社会复杂难题的思维利器与创新引擎。
分析与思考
“博士过剩”可能是个伪命题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张爽
无论从我国还是从全球范围来看，博士都是当前学位制度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学位，在社会公众心目中通常是“最有学问的人”的代表，博士培养制度自身的变迁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知识生产模式演变的逻辑。
现代博士生制度的雏形可追溯至欧洲的中世纪大学。12世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首创博士学位（Doctor），其本质是教师从业资格认证，获得博士头衔意味着被允许加入教师行会（Universitas），拥有“在任何地方教学的权利”。现代博士生制度的真正确立始于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改革，1809年，威廉·冯·洪堡在普鲁士教育改革中创立柏林大学，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将科学探索确立为博士培养的核心使命，使博士学位从“教师执业资格”转型为“研究能力认证”。
1980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正式确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体系，标志着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进入制度化轨道。1982年至1983年，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等8家单位完成了首批18名博士的学位授予。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博士生教育进入规模快速扩张期，国家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共同推动了这一进程。进入21世纪以来，授予博士学位的学科布局逐步向应用导向倾斜，专业博士学位从无到有再到快速发展，比如1997年临床医学博士首设，至2018年工程、教育、兽医等6类专业博士招生规模达10386人，占博士生总数比例从1998年的2.9%升至2019年的9.88%，而且从2020年起，专业博士学位持续大力扩招，这一变化呼应了产业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从博士生培养的历程不难看出，知识生产模式在转变。当下，知识集群、创新网络等驱动的大学—产业—政府—社会“四重螺旋”创新生态系统，要求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超越大学单一场景、超越单纯的学术逻辑或应用导向，驱动知识创新的来源、场景、链条需要更为广泛。从这个角度来看，“产业博士”的呼吁并非空想，“博士过剩”有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我们所判断的博士培养状况不仅是一个数量问题，更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如果仍然将博士培养定位于几百年前服务象牙塔里的教职和学术研究，那么对照现有大学、科研机构岗位需求来看，确实存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但如果从知识生产模式深层次转型的背景来看，现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与知识生产的特征不匹配的情况，博士培养的主体、程序、标准等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在看起来“过剩”的外衣下，很有可能相当一部分重要的科技产业、行业领域仍然亟须交叉学科共育、产学研用新载体联动培养的人才。经济社会发展亟须的高层次人才到底该如何培养，仍然处于探索中。
当然，“产业博士”也好，其他博士也罢，名称只是一个称谓，更关键的是这一类型在培养过程中如何实现多主体参与、多流程重构、多维度评价的模式转型。举例来说，部分学科科技企业对核心问题的判断、知识创新过程的感知甚至比大学还敏锐，有实力迅速组织团队攻关，那么是否可以试点把一些学科的博士培养放在这样的场景中？再以评价改革为例，即使是学术博士，如果仅把“为发表而发表”作为首要目标，一味选择“短平快”的课题，忽略了学习做研究，那么即使有论文数量的繁荣，也很难带来实质性的创新。而专业博士、产业博士，更面临替代评价标准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不足，不同学科、不同类型学位的知识生产周期与成果形态差异显著，评价改革还未能充分兼顾。
因此，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特别需要高校建设、优化系统多元的分类培养模式，制度化推进与产业行业合作，联动更广泛的卓越群体深度参与培养，积极推进评价改革，这样才能更充分地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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